因志同道合而聚首（志同道合方为谋,凝心聚力）

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“和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可谓博大精深，比起“同”要高出很多层次。

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。

什么意思呢？君子可以与他周围保持和谐融洽的氛围，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，盲目附和；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，虽然常和他人保持一致，但实际并不讲求真正的和谐贯通。

比孔子还早的先贤晏子非常精辟地论述过“和”的含义，他认为“和”是一种有差别的、多样性统一。

比如烹调，必须使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调合在一起，达到一种五味俱全、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；

比如音乐，必须将宫、商、角、徾、羽配合在一起，达到一种五音共鸣、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：

反之，如果好咸者一味放盐，好酸者拼命倒醋，爱宫者排斥商、角，喜商者不用羽、徾，其后果便不难设想，也不堪设想了。

把这个意思放到人际关系中，就是希望彼此之间不要一味趋“同”，要尽力求“和”。

然而，在我看来，“同”是“和”的基础，如果连“同”的因素都不存在，那就遑论“和”的境界了。

这是一个先有今天、再谈明天的问题。

事实上，如果把人际关系概括为一种“圈子”文化，那划定这个圈子的那道线，就是一种“同”。

汉语的内涵与外延的优势，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：

从大里往小里说，有“同性”“同胞”“同龄”“同辈”“同年”“同僚”“同级”“同行”“同事”“同志”“同伙”“同乡”“同城”“同村”“同校”“同学”“同门”“同班”“同窗”“同桌”“同伴”……

因此，在交往中，不必过于求“和”，先试着从“合”字着眼，“同”字入手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“志同道合”再说。

所谓的“志同”，未必非得是“志向”一致，完全可以是志趣甚至兴趣有共同之处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棋有棋友，牌有牌友，球有球友，酒有酒友”，因为相同或相近的爱好组成一个特定的圈子，彼此之间无竞争关系，无利益牵扯，很容易成为亲密的朋友。

所谓的“道”合，也未必非得是有相同的职业（上下游的行业），相近的年龄，只要是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能够达成相对的共识，彼此谈得来，聚在一起轻松愉悦，不拧巴，不尴尬，不迁就，就可以成为一个固定的群体。

在这里，完全可以提出一个“同路”的概念。日常生活中，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表达：

“我跟他走不到一起，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！”

这种“人非同路”的情况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
秦末的陈胜在起义前，和别人一起受雇佣耕地，因不满足于现状，和身边的伙伴发出“苟富贵，无相忘”的感慨，受到讥笑后，长叹一声：

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”

孔子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里明确地告诫：

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

东汉诗人朱穆创作过一首四言诗《与刘伯宗绝交诗》，其中有四句写道：

“凤之所趣，与子异域。永从此诀，各自努力。”

比较典型的例子在三国时期就有两个。

一是管宁和华歆。

管宁华歆两个人有一次一起在园子里锄地，地上有块金子，管宁看见又扔了出去，而华歆捡起来却很是欢喜，管宁劝说不义之财不可得，华歆却还是舍不得的左看右看，管宁看了摇头叹息。两个人读书的时候，门口有贵族乘着华丽的马车经过，管宁专心读书，对马车视而不见，而华歆却盯着那车看的津津有味，还时不时的发出羡慕的感慨，于是管宁割断了席子以示断交之意，并且对华歆说道：

“以后你不是我的朋友。”

二是陈宫与曹操。

《三国演义》第十九回，记载了二人“不同路”的原因和经过：

徐晃解陈宫至。操曰：“公台别来无恙!”宫曰：“汝心术不正，吾故弃汝!”操曰：“吾心不正，公又奈何独事吕布?”宫曰：“布虽无谋，不似你诡诈奸险。”操曰：“公自谓足智多谋，今竟何如?”宫顾吕布曰：“恨此人不从吾言!若从吾言，未必被擒也。”操曰：“今日之事当如何?”宫大声曰：“今日有死而已!”操曰：“公如是，奈公之老母妻子何?”

宫曰：“吾闻以孝治天下者，不害人之亲;施仁政于天下者，不绝人之祀。老母妻子之存亡，亦在于明公耳。吾身既被擒，请即就戮，并无挂念。”操有留恋之意。宫径步下楼，左右牵之不住。操起身泣而送之。宫并不回顾。操谓从者曰：“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。怠慢者斩。”宫闻言，亦不开口，伸颈就刑。众皆下泪。操以棺椁盛其尸，葬于许都。

志同道合的例子很多，比如春秋时期鲍叔牙和管仲，管仲是大才，但没有鲍叔牙也就没有管仲的出头之日，所以，管仲在鲍叔牙死后感叹：

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也！”

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能有个志同道合的圈子实属不易，可遇不可求，在很大程度上它并非刻意经营的产物，必须是能够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。尽管社会上有太多精致的利已主义者，有太多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功利主义者，但只要遵循待人以诚的原则，珍惜缘分，是会有个聊以大慰平生的朋友圈的。

正所谓：志同道合方为谋，竭诚惜缘才聚首。